■《媽媽教授》

作者：【美】瑞秋·康奈利

【美】克里斯汀·戈德西

譯者：李明倩 宋麗鈺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由于生理與生物屬性差異，女性已經在生育過程中承擔了極大的身體負擔，給女性相應的優待，便實現了動態平衡的性別平等，基于差異性才可以更好地保障女性的實質性權益。社會保障不僅有關個人生活水平與生活質量，更牽涉社會責任的劃分與責任承擔，甚至影響人類的繁衍生息與未來發展

□  宋麗鈺

“我巴不得進醫院，至少能休息一陣子?！?/p>

“沒錯，我求之不得。管它什么病，我就想在床上躺幾天，一邊看電視，一邊等護士照顧?！?/p>

……

此類對話通常被稱為“住院幻想”，這種念頭不僅出現在《媽媽教授》作者們的書寫里，更是作為媽媽的學術職業女性們都有過的“靈光乍現”。

成為一個好媽媽或是成為一個學界精英，似乎永遠是二元迷思，不論如何選擇都可能“顧此失彼”。作者瑞秋和克里斯汀在《媽媽教授》中給出了她們的答案：學術職業女性可以擁有全部。

作者們勾勒了從博士階段到畢業前求職、進入終身教職軌道、申請終身教職、直到成為一個正教授（full professor）的完整歷程，藉此告訴讀者如何不讓“母親”身份與科研工作相沖突，做一名成功的“媽媽教授”。

沖出幻境，真相只有一個

不可否認，兩位作者帶給我們的并非“心靈雞湯”，而是沒有被粉砌過的學術媽媽們的生活“真相”。學術界是個金字塔，很多人攻讀博士學位進入學術行業，但能夠不斷晉升的人逐級減少。即使是沒有子女的女性學者，在很多領域要進入終身教職軌道的前景也并不樂觀。

在美國的高等教育體系中，進入終身教職軌道（tenure track）是指獲得終身教職（tenure）之前的6年或7年，只有在此期間順利通過終身教職考核才能夠拿到個人學術生涯的“通關密碼”。換句話說，進入終身教職軌道相當于進入了終身教職的試用期，競爭非常激烈。

此時，學術研究成果顯然是至關重要的考量標準。作者提醒我們：第一，在大部分院校中，無研究不教授；第二，研究成果是你唯一能夠與機構抗衡的資本。有一些院?？粗厝温毱陂g的教學質量，另外一些則看重服務與合作質量，但研究成果優先于所有其他。

當新入職的年輕教師發現在同一所大學里，有些資深教授幾乎沒有什么研究成果時，也無需驚訝。今時不同往日，獲得終身教職的標準早已提高，就業市場在最近二十年里呈現白熱化狀態，學術崗位是鮮有的“鐵飯碗”?，F在的年輕人需要付出比之前更多的努力，才能達到要求。瑞秋和克里斯汀都曾經歷過這樣的階段，畢竟“不論有沒有孩子，進入終身教職軌道最初的幾年恰是學術生涯中最具挑戰性的一段時期。這個時候有了孩子，無異于雪上加霜。但我們要說的是，黑暗盡頭便是光明”。

找到訣竅，成為披荊斬棘的“姐姐”

無論是發表論文或是出版專著，都需要經歷寫作、投稿、同行評議、申請經費這一系列耗時費力的事情，而孩子的出現會讓這一切變得更加困難。我們需要為自己的生活設置一個精準的“開關”，工作的時候就要關掉家庭生活的開關，反之亦然。

良好的時間管理便是成功的保障，尤其對學者媽媽們而言。書中提到了三大“法寶”：發現創作的“高產”時間、利用育兒的零碎時間完成寫作大綱，以及設定完稿時限。但這些并不能夠保證，所有付出皆有回報。

書中說，學術界流傳著一個謠言，“只要你足夠聰明，有很多好點子，你就能成功”。我們都清楚，比拿到學位更難的是處理避之不及的編輯部拒信。真實的情況是，積極建設學術人脈與創作出高質量的學術作品同樣重要。

建立學術人脈一點都不簡單，尤其當女學者有了孩子以后。在學術生涯的早期，她們需要盡可能多地參加學術會議、公開發言，這至關重要，盡管家務或是照顧孩子會讓人焦頭爛額。參會并在會上宣讀論文，是結識學術界同仁們的最佳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參加本學科領域的全國性會議優于頻繁參加小型區域性學術會議，大型的全國性會議或國際會議能給帶來的人脈和機遇是小型會議根本無法比擬的。更加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學者們可以在院校、機構的網址上創建個人學術網頁。網上的存在感必不可少。投入時間打造一個學者風格的主頁，并確保自己將主頁地址寫在所有專業郵件的署名中，這些會帶來意想不到的收獲。

除了和本專業的同仁們社交，熟悉校內人員也同樣重要，他們其中一些人可能也會參加你的終身教職評審。一些機構十分看重同事評價（collegiality），不同機構文化也對同事評價有著不同的重視程度。不論如何，與這些人建立良好的交往對于學術發展大有裨益，但要謹慎地與同事們交流關于孩子的話題。此外，除了學術工作，教學、服務、陪伴家人都需要我們靈活地分配時間，智慧地調整“策略”。雖然充滿挑戰，但這一切都值得——能讀想讀的書，寫感興趣的文章，影響新一代的學生、學者，回到家還會聽到有人喊自己“媽媽”。

家庭、職場與社會的“三角”作用力

媽媽教授只是一個群體，通過這個群體的生活，反映的是女性在職場的困境，是面臨家庭角色和社會角色時的選擇。正如書中所寫，“在學術界生存是一件艱難的事，但在我們看來，這是當今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能夠從事最有滿足感的職業之一”。如果這個群體的女性面對如此多的困境和局促，其他的職業媽媽、全職媽媽們面對的困難只會更多、更復雜。

瑞秋和克里斯汀都是充滿智慧的職業女性，但面對同時做媽媽和做學者這兩件事，她們更多的辦法還是巧妙地利用自己時間、調整家庭內部的分工來實現平衡。女性個體對抗困難的勇氣、家庭成員給予的支持固然重要，但是若真想“兩全其美”，避免“顧此失彼”，需要的是社會管理的機制、社會運行的方式的進一步調整，以及人們觀念意識的改變。

真正的性別平等，是給予女性選擇的自由，而不將其桎梏在系統性不公的眼光下。書中反復提到的“母親身份墻（maternal wall）”“母職歧視（mommyism）”不僅出現在學術界，也遍布各種職業領域。

毫無疑問，“母職（motherhood）”是人類社會對于女性身份的一種角色構建，更是一種話語權力的建構。在目前的社會保障制度中，對于女性的特殊保護主要集中在生育保障領域，社會對女性的評價標準，尤其是對已婚已育女性的評價標準，首要考量因素是其帶來的家庭貢獻而非社會貢獻，這無形之中會限制女性的很多選擇。過分稱頌“母職”本身便是社會、文化對女性角色和地位的一種“懲罰”。

由于生理與生物屬性差異，女性已經在生育過程中承擔了極大的身體負擔，給女性相應的優待，便實現了動態平衡的性別平等，基于差異性才可以更好地保障女性的實質性權益。社會保障不僅有關個人生活水平與生活質量，更牽涉社會責任的劃分與責任承擔，甚至影響人類的繁衍生息與未來發展。

顯而易見，國家、社會、市場承擔的福利責任越大，個人的獲得福利保障就越大。同時，只有停止話語權力的塑造，才能使女性進一步擺脫“母職懲罰”。

《媽媽教授》的作者們是兩位正教授，是擁有5個孩子的兩位媽媽。她們通過分享自身的實際經歷和調研案例，在書中不但詳盡地列出了學界女性可能遇到的困難，給出了兼顧家庭生活與學術工作的建議，也鼓勵女性通過“了解你自己”，從而明確“你可以選擇什么，你不必放棄什么”。

也許，僅僅是一本書并不能夠改變整個社會或時代風貌，但如果能夠藉此提示大家，“我們是否能建立更友好的政策和環境支持，讓每個人都能更從容地面對工作與生活”，哪怕是突破一點主流觀點的偏狹，比如，生育子女是否可以與工作量互抵，在同等條件下，“媽媽們”是否可以得到優先獲聘、職級升遷的權利？這些都可以算是《媽媽教授》帶給我們有關女性實質性社會保障的思考，是播散在當下的“未來火種”。這是一種希望，誰又能拒絕希望？

（作者系華東政法大學外語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后、《媽媽教授》譯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