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像時代的法律?

如果在“討公平”之外，打官司還要討回經濟損失——就像許多經濟糾紛案件中所列出的要求賠償經濟損失具體數額那樣，那么，法院審理周期對高科技和高技術企業來說就顯得十分敏感了

吳志攀作品

□  吳志攀

在廣西南寧橫縣，有一個網名叫陸仙人的男孩。他從電視里看到了時裝模特走秀，便將化肥袋子或紅藍條文的編織袋裁剪后披在身上，在鄉間土路上模仿走秀。他“走秀”的視頻發到網上之后，一開始有人說他“low（意為低級）”，村里人甚至認為他“病”了。但是后來，嘲笑他的人越來越少，點贊的人越來越多。

2019年的一天，陸仙人真的走上了巴黎時裝周的T臺?，F在，他已經是一名職業時裝模特，還代言了一些品牌。這一切奇跡的發生，都是他自制的各種“走秀”視頻被外界看到的結果。

網絡視頻傳播改變普通人命運

湖南有一個喜歡畫畫的農村青年，名叫熊慶華，從小自學油畫。家里人都下田做農活時，他卻躲在家里畫畫。他父母認為兒子“瘋”了。后來，熊慶華的畫被他曾經中學同班、后來在城里工作的同學看到了，同學用手機拍了照片，配上他的介紹發到網上。沒有想到的是，他一下子就“火”了。后來，包括北京798藝術社區的一些畫廊紛紛聯系他，想為他舉辦畫展。

再后來，熊慶華被邀請到國外舉辦畫展。他積攢在家中被村里人看不起的那些油畫，成為藝術市場求之不得的畫作，他也被稱為“中國的畢加索”。此時，他已經默默無聞地畫了26年。他的出名得益于網絡傳播。如果沒有網絡和手機圖像，他可能還要被埋沒不知多少年。也許他的一生也會像梵高一樣，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只能賣出一張畫，還是自己的親弟弟買的。

我還曾看過“守山大叔”朗誦徐志摩《再別康橋》中詩句的視頻、表現農村青年日常生活的“張同學”的視頻以及在海外華人圈排名第一的“李子柒”的視頻。這些青年人現在都已經成為幫農民帶貨的網紅賣手，帶動本地不為人知的村民和農產品走向全國。特別是新東方轉型做網上帶貨后，眾多英語老師中的董宇輝以其知識、學識、口才、勤奮、毅力和善良感動著數以千萬計的網友。

這些感人的故事，無不與網絡視頻有關。他們自身的本領，加上網絡視頻傳播這個大舞臺，使得他們得以被全國網民乃至全世界華人網友看到。

圖像時代的人們偏好“短、平、快”

在物質比較豐富和替代商品種類繁多的時代，網上直播帶貨的商品并非奇貨可居，線下超市也可以買到。有時，線下商場的商品折扣也很大。但是，許多消費者還是很喜歡在直播間下單。他們之所以掃碼付款，不僅是因為商品本身不錯，還因為喜歡做直播帶貨的那些人。就好像《舌尖上的中國》第一季固然展現了鄉土中國令人垂涎欲滴的美食，但最感動廣大觀眾的還是那些樸實善良的人們。

當下，網絡視頻讓都市人讀長篇大論的耐心消失了，看電影中無聲的長鏡頭的耐心也消失了，就連跟人聊天的耐心都消失了，語言變成了一個個“表情包”。在圖像時代，人們要么閉著眼睛聽書，要么就是看快人快語、激動人心的直播帶貨，要么就看看每段只有兩至三分鐘的脫口秀視頻。包括筆者在內的、原來堅持看幾個小時連續不斷春晚節目的老年觀眾，也越來越趨向一至兩分鐘的短視頻了。

造成上述這些變化的原因有許多，短視頻的“短、平、快”是其中一個。短視頻的“短、平、快”特點，使得電影工業變成了“風險投資”行業。那些依靠大制作、大導演和大明星的電影，現在時常敗給“小制作、不出名小演員”創作的草根網劇或自媒體娛樂節目，后者往往有海量網民在微博和微信上自發傳播帶來的口碑。

圖像時代的偏好變化說明：短視頻正在改變人們看世界的習慣。有人說短視頻看多了，耐心就沒有了。我要問一句：為什么耐心沒有了呢？曾經不是有過提倡“慢生活”的說法嗎？為什么“慢生活”的觀念改變不了網民們追隨“快節奏”呢？這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我對這個變化，有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供讀者批評。我認為，原因有許多，但其中之一就是科技發展讓人們擁有了便利之后，人們就會有同時處理多種信息和支配多項外界事物的可能。伴隨著各種屏幕與網絡的孩子們，往往能夠一邊戴著藍牙耳機聽音樂，一邊還能寫作業。還有的年輕人能邊用手機看網劇，邊寫工作總結。更有的年輕白領，能邊在網上聊天，邊處理業務的。

現在，高校課堂上聽課的學生既面對講課老師，又面對他們各自的電腦或手機屏幕。耳朵聽老師講課，眼睛看著屏幕上的內容：或查百度，或寫作業，或與同學用微信“聊天”，或追劇。只要他們的電腦和手機不出聲，大部分老師都聽之任之。而我更是鼓勵學生上課時看電腦或手機，可以幫我查網站，彌補我講課資料的最新發展，還可以提醒我話到嘴邊一時想不起來的信息，諸如“某事件的官方譯法”“外國當事人的名字”“發案具體時間和地點”等。這樣真是一舉兩得，我和學生各得所需，何樂而不為？

這種可能讓我們長時間集中在一個事物上的“注意力”分散到多種事物上了。這樣一來，我們在處理一個事物的時間就不能再像過去那么“長”，必須迅速處理完畢。

法律須適應技術進步帶來的變化

現有法律能否適應短視頻帶來的“快節奏”變化？這是我們法律專業工作者正面臨的一個課題。我將它稱之為“重大課題”也不過分，因為它是擺在每個人面前的問題。

我至今為《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堅信“天底下總有說理的地方”而感動，并把這部電影推薦給北京大學選修《圖像與法律》課程的學生課外觀看。同時，我也請學生們思考：如果秋菊生活在當下網絡時代，她是會堅持去法院告狀，還是會改變主意，選擇上網“討個說法”呢？

“討個說法”是我們老百姓相信“世道公平”的樸素感情所致，也是相信“老天有眼”的信念所致，更是愿意相信人世間有“因果報應”所致。如果在“討公平”之外，打官司還要討回經濟損失——就像許多經濟糾紛案件中所列出的要求賠償經濟損失具體數額那樣，那么，法院審理周期對高科技和高技術企業來說就顯得十分敏感了。

我在大學讀書時，聽說過一個要求賠償筆記本電腦的商業合同糾紛案件。那時筆記本電腦處理器的更新速度發展很快。這個有關電腦筆記本的案件，起訴時要求賠償的筆記本電腦的配置是80286微處理器，可等判決下來時，已經是80486時代了。也就是說，80286已經成為“電子垃圾”，沒有人要了。原來每臺價值一萬多元的筆記本電腦，后來的價值已然折舊為“零”。但是判決書依然要求賠償80286筆記本，還是實物賠償，而不是原價賠償。這種判決結果，真是讓勝訴方哭笑不得。

今天的許多涉及專利和知識產權侵權的案件還有類似情況。這種脫離技術進步、迭代的判決書，讓法院審理工作的實際意義也“加速折舊”。在技術不斷更新的時代，年輕人需要不斷適應，法院審理工作也需要適應。因為除了“適者生存”，我們別無選擇。

（作者系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